最可怕的，莫過於，自己原形畢露的人生。
 文╱幾存
志村先生獨自居住一棟面眺長崎造船廠的房子裡，他在城裡的氣象站上班，喜歡獨處的他，總是盡可能的避開同事間的應酬，下班後早早回家，在該吃飯的時候吃飯，該睡覺的時候睡覺，過著井然有序而平淡無味的日子。
這天，他因為發燒，於是比平常早一點回到了家，但是就在進門的那一瞬間，他竟有一種闖空門的奇異感受。事實上，最近他規律平淡的生活確實起了一些不尋常的變化，例如：家裡的食物似乎默默消失。記憶中買過的魚，忽然不翼而飛；早上剛開瓶的果汁，下班回家後卻好像少掉一些。他百思不解，於是開始每天做紀錄，甚至用尺測量飲料還剩下多少。果汁所減少的刻度，深深困擾著他，為了找出原因，他購置了網路攝影機，準備在上班的時候監視家裡的一切動靜。
隔天上班時，他心不在焉的盯著螢幕右下方的視窗，盯著鏡頭的某個瞬間，他不禁幻想著如果自己有一個妻子的話，現在的生活將會是如何如何，然而，很快地，他就回過神來了，因為這個鏡頭真實反映的－－只是他冰冷獨居生活的全貌。觀察的頭一天，他看到了！一個身影從鏡頭前晃過，但很快就消失了，他只好繼續跟自己的懷疑奮戰。隔日，這個身影在鏡頭做了停留，這一次，他沒有遲疑地急忙報了警。警察抵達時，門是鎖上的。在徹底搜查了每個房間後，他們在最底端那間榻榻米和室裡，現了鏡頭上的那名女子。而，這名女子，住在志村先生家裡，已經整整一年。

隻手造就汪精衛政府

說來，當時「屈居國民黨副總裁」的汪精衛，雖然是叛國投敵、組織偽府的大頭領，而被他勉強拉下水的左右手之一陳公博，雖亦坐上第二把交椅，但說汪投敵，實際主持對日賣國交涉的是周，而在偽府中實際掌權的也是周。

事實上，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精衛赴日就醫之前，在其交代後事的「倚枕手書」中，原先也打算把偽政權直接交給真正掌權的周佛海，後來，大概想到陳公博跟隨他太久，與另一不肯投敵的顧孟餘一直被人稱為汪門股肱，才在寫好的遺書中把陳的名字勾了上去。

這一遺書是這樣寫的：

與汪合流的低調抗戰

記得那天的審訊是上午九時半開始，可是九時之前，當我持記者旁聽證進入法庭時，發現記者席早為他人全部占領；而庭內亦無我容身之地。所幸其時在下年輕體壯，兼與法警們平時便套上交情，在他們大力協助之下，始得在人牆中鑽隙尋縫之餘，爬到公案下覓得一塊只堪容膝之所，局促地縮著身子坐在那裡聽審。因此，法官們自廳後升庭之事，固然只能得自聽聞，而被告在一群法警簇擁下押解到庭之際，我也只能從人縫中依稀得見他綢袍飄飄的高大身影！

據知，趙院長兼審判長與被告周某民初都在日本留學，返國後，兩人分道揚鑣，前者在擔任訓政時期立法委員之際，迭在各大學教授刑法，所著刑法總則、分則兩書且成為大學標準教本；後者則一直在政壇打滾，從共產黨創黨元勳，先投入蔣氏門下的CC派，再轉入汪（精衛）公館，最後更慫恿汪某投敵作奸。以是，兩人既可說是同學，又能算是同僚，彼此不僅相識，抑且頗有交情，可是這天在公堂相見，一人高踞公案審問，另一人卻俯首庭下受訊。

儘管是素識，戴上墨鏡、表情肅穆的趙審判長依然謹遵問案傳統，先問被告姓名年籍住所，之後在詢問周某簡歷之餘，順便問了一句：「你反叛祖國，參與汪偽組織，有人說你是想當部長？」周某抓住這個話題，頗為機靈地答以：「審判長是知道的，我部長早做夠了，民國十八年我就做了中央民眾訓練部長，民國二十七年我又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長，我並不希望為了想做部長而參加南京政府。」

在下早年習法，畢業後轉行做了專門採訪法律的新聞記者，前前後後，從地院、高院、跑到最高法院，也自普通法庭跑到軍事法庭，甚至於跑到了審判日本戰犯的特別法庭。這一路下來，既目擊過市井小偷的哭號喊冤，也得見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中將的受刑就死，更從旁檢視陸軍上將、前臺灣軍政長官陳儀的刑後遺體。此外，在下也曾敘述了戰後國家大審大號漢奸的始末。

可是，在這一連串的聽審、觀刑的經歷中，最讓我終身難忘的，還得數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南京首都高院舉行的那次「盛況空前而詭譎多變」的審判。也許有人會問，法官審案，慎重莊嚴，法庭又何必像劇場般講究場面！旁聽者又怎會動了感情？而在下更做啥要搬出「盛況」、「多變」這一類的套語來加以狀述？
不滿時局反為周鼓掌
答案異常簡單，只緣受審被告是汪偽政權多有作為、事實上的頭號漢奸周佛海，而庭內庭外數以萬計的聽眾也多是周某當年治下的百姓。表面上，他們是來聽審，內心裡，許多人竟然是趕來替他捧場。說得更正確一點，他們是藉為周某歡呼捧場之舉，來表現出對於勝利還都的重慶客的極端不滿！
說來也是慚愧，當年在下初出校門，一心但存褒忠貶奸之義，一看見這種反常場面，不覺額汗心驚。當晚寫稿，原也考慮到遵從新聞自由的西洋理想，一五一十據實報導。可是，一想起忠奸不兩立的傳統春秋大義，在所撰洋洋灑灑，鋪陳見聞的五、六千言新聞中，便一面倒地傾向檢察官和審判長義正辭嚴的控訴，至於周逆的「慷慨」陳詞，則一概斥為狡辯，聽眾的喝采，更是全然不予採納。六十多年後的今天，再想起當年舊事，總覺得那天的報導多存偏頗，也不算完全。可是，如果我當年據實直書，登不上報還好，很可能提早三十年便被炒魷魚啦！

探訪近代中國舊境 ──老報人龔選舞回憶錄

2011-10-11 中國時報 【林博文】
龔老當年所發的通訊與報導，今天也許只能從圖書館的館藏舊報或從顯微膠捲以及網路（如果有的話）上尋找了。他的前半輩子在第一線跑新聞，從南京、廬山、延安、徐蚌會戰（淮海戰役）、撤退台灣、韓戰接俘到歐洲行腳和觀察新大陸，一直在為歷史寫初稿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如今把親歷親見親聞的近代中國的「舊境」，立體式的呈現出來，功若史家。
少年時代就喜歡看報，那時候最愛看的是國內外大事和運動新聞，尤其是亞洲鐵人楊傳廣與克難籃球隊的消息。上初中不久，即常在《中央日報》上看到「本報駐歐洲特派員龔選舞」的通訊，此後一直記得這個筆畫很多的名字。沒想到，四分之一世紀後，我竟和龔老在美洲《中國時報》紐約編輯部共事。在兩年多（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）的時間裡，常一起搭乘報社的車子上下班。
和龔老同車時，我常問他過去跑新聞的經驗以及他所接觸過的民國政要與報壇人物，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，破曉時分回到家趕緊在日記本上記下來。龔老的老同事徐佳士說他：「一下筆就停不了，有『龔三千』的美譽。」龔老不僅會寫，亦能說。在那兩年多的時間裡，以及其後無數次的電話、通信與聚會，龔老所親自經歷和採訪過的近代史，從抗戰勝利後南京審判戰犯與漢奸到國共內戰，從《中央日報》的李荊蓀和陸鏗到楊傳廣羅馬奧運夜夜春宵，都通過他那攝影機式的超群記憶力還原現場。

2011-10-05 中國時報 【林博文】

九八二年秋天，《中國時報》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在美國創辦《美洲中時》，網羅北美一批新聞界老手與好手，其中包括做過《中央日報》駐歐洲、美洲特派員和副總編輯的龔選舞。當時龔老還不到六十歲，但在我們這群後生小子的心目中，他已是報界大老。一口四川話的龔老畢業於政大前身的中央政校法政系，本想畢業後做個法官，沒想到卻被南京《中央日報》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陸鏗（二○○八年辭世）錄用為「臨時適用實習助理記者」，從此吃了一輩子報飯。而龔老亦與陸鏗成為聯襟（陸妻楊惜珍），龔老和楊惜玉女士結婚時，證婚人是居正和于右任。龔老稱陸鏗「權高、聲宏、量大而又威重」，于右老為他取了個「大聲」的綽號。

真正能呈現蔣介石政府「金陵王氣黯然收」的實況，就是龔老的回憶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林博文

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，國府還都南京，蔣介石聲望達到頂點，金陵一片歌舞昇平，剛從大學畢業的龔選舞，陰錯陽差進了首都第一大報《中央日報》，從一個四川的鄉下土包子，成為見證諸多中外高官起落與重要事件的記者。

龔選舞眼中，夏天的廬山牯嶺簡直是當時的小朝廷，蔣介石的行館「美廬」所進行的裝潢，彷若曹雪芹當時接駕盛況！連美國馬歇爾特使與司徒雷登大使也跟著上廬山調停國共內鬥。

此時的國民黨一邊與共產黨周旋，一邊肅清以往日人扶植的汪精衛政府勢力，國府以軍統局戴笠主導，大肆肅清所謂的漢奸，共抓了四千餘人。龔選舞因習法被派往法院聽審，採訪過周作人、周佛海、丁默邨與殷汝耕等大審甚至行刑，也參與過制憲國民大會的報導。

第一本解讀五○年代臺灣問題誕生的中文專書

時值中華民國建國百年，臺海兩岸各自以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成立舉行紀念與慶祝活動。但臺灣除了締造經濟奇蹟，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迄今也許還是政治上的奇蹟。一九四九年底，美國中央情報局研判臺灣即將不保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至多一年後就會「百年」，華府已經開始討論要安排蔣介石等國府高層流亡，也考慮過扶植當時的省主席陳誠或者臺獨人士另立政權。為何中華民國不僅存活了下來，甚至到如今還可以慶祝「建國百年」？

到目前為止，各界都認定一九五○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的韓戰，加上中共的介入，讓美國出手「拯救」了臺灣。但韓戰真的救了臺灣嗎?事實上韓戰初起時，第七艦隊巡防臺海只是虛張聲勢，臺灣本身亦無防禦能力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十月，亦即韓戰爆發超過兩年後，美方才交付第一批飛機給臺灣。不完全同意「韓戰救臺灣」的論斷，本書意在闡明，美國並未因韓戰爆發或者中共介入，而「決意」拯救國府或保衛臺灣，也不僅是因冷戰意識型態，才導致與中共建交拖延了三十年。

韓戰後期，隨著內部局勢穩定，臺灣在美國決策者的心目中，才逐漸從負債變成資產，因為美國發現不需要付出太多代價，就能將蔣介石塑造成團結華人反共的領袖，以做為亞洲防堵共黨擴張的工具。雖然美國自始都未承諾保臺，臺灣也一直被認為戰略地位不高，然而韓戰改變了美國的東亞冷戰政策，也讓臺灣得以在夾縫中生存。臺灣可以模糊操作的法律地位，成為美國無須付出高昂軍事代價，但又能牽制中國的一顆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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